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在160多年前开始睁眼看世界之后，过去十年则算是中国真正开始融入现代世界，进出口的繁荣、中国制造的畅销、中国企业的成长，市场竞争规则的确立，从大环境到小个体，开放带来的变化已悄然改变了命运。
这里有一些普通人的故事，关于大时代与小个体的变迁，十年时间虽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但拉近普通中国人与这个宏伟时代的距离，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普通中国人样本一：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的青春
时代背景
截止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人。主要目的地为广东、浙江、北京、苏南、上海等地；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外资在华工厂、国企，在生产、加工、销售的一线区域提供体力劳动。
2010年，深圳手机年销量接近1亿部，年产值约达2000亿元，已可以比肩内地很多大城市全年的GDP。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建厂，当初只有数百工人，二十多年后已成了拥有近百万工人的巨无霸。
田玉的悲惨
2010年3月16日，入职一个多月的田玉因为没有拿到工资卡，辗转于深圳富士康观澜和龙华厂区，没有人告诉她如何得到工资。在厂区转了大半天，被几个办公室踢了皮球，身无分文的她哭着步行回到14公里外的宿舍。气性大的田玉，在挣扎了一晚上之后仍觉得绝望，便跳了楼。
除了父亲，没人能理解一个人会因这样粗浅的理由自杀。最终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瘫痪。
17岁的田玉，在富士康的工作，就是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逛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购物篮子，再一个个地放回货架上去”。
普通中国人样本二：一个中西部乡长的告白
时代背景
入世十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增长近五倍，沿海地区成为增长最为迅猛的区域。今天，虽然有关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议论不绝于耳，但珠江三角洲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紧随其后。而中国西部，GDP增速也已从2001年的8.6%到了2010年的14.2%
截止2011年第三季度，29个省市区中，有28个前三季度的GDP跑赢全国的9.4%水平。其中中西部地区表现抢眼，增速在两位数以上的省份中，中西部省份占比超过60%。
乡长的告白
他在中西部一个农业大省担任乡长四年。此前，他在县城还算有些背景，先是在人大任闲职，后因为仕途需要，运作到下面一个乡担任二把手——乡长。
像许多基层干部一样，表面风光的他，有太多难言之隐。他说：目前上挤下压，不到四十岁，他已经得了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没日没夜地干活，却因为上面没人，显得前途茫茫。
每天的主要工作是三件事。一是当三陪，应付各级领导视察，多数时间在酒桌旁度过。二是保发展，其实主要是造假，中央确定GDP增长目标是8%，到省里就变成10%，到了乡里自然就成了12.5%，打死也完不成。三是维稳。现在稳定压倒一切，闹出事要一票否决，乡里必须想办法防患未然。
财政紧张违纪成常态，经常做噩梦。“由于缺乏真正的发展动力和基础，加上各类见不得光的花销，乡镇政府都债台高筑，每年都要背上几百万亏空，没钱了又得请客送礼找上面要。”经常做噩梦，久而久之，他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前，都要先派秘书到办公大楼前侦查下有没有警车。
最大梦想是结识市委组织部领导。干了好几年也算有些成绩，上面没人很难升迁。世上最可怕的事是想送礼都没人收。很多没政绩没本事的人都上去了，心里堵。
普通中国人样本三：跳不出打工这个圈的三代人
时代背景
199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01年后，中国的外贸大幅度增加，但竞争加剧，人力成本反而被压缩，工资总体没有上升。到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3267美元，但全国最低工资平均只有100美元/月，而约有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这一工资标准。
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40多斤普通大米。因年岁渐长而处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全国一亿多人。
贫困的代际传递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他父亲闭伟宝下岗了，弟弟阿海感慨“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阿海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而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她有幸成了办公文员，但已是职业生涯顶点。
他们大多不愿回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却宁愿住在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我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已。”
普通中国人样本四：找不到故乡的诗人于坚
时代背景
2005年，社会学家陆学艺曾说：“中国因为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多，使农村的资金特别短缺，使城乡的差别特别大，三个农民的消费只抵上一个市民。”
2010年北京有报告称，北京的流动人口估算已超1000万，其中95.1%的人在京半年以上，41.2%是全家移居北京。而近年来，平均每年只有约16万人能够拿到北京户口。而数据显示，算上进城务工人员，中国城镇化率2008年底已超过81.7%。
于坚梦中的故乡
在昆明生活了一辈子的诗人于坚，如今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路。故乡面目全非，记忆开始骗人。在中国，每个野心勃勃的城市都变得和另一个一模一样，有CBD，有滨江路，还有步行街和地铁。它们不在乎“千城一面”，着紧的是立起比台北101更高的地标。
上世纪80年代，于坚写了好些歌颂故乡山川的诗，现在他却担忧年轻人指责他说谎。
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还住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了，我们不断地搬家。
故乡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反思的力量兴起，有可能要来重整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但是这种“拆完再建、建完再拆”使人感觉绝望。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普通中国人样本五：漂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们
时代背景
自2000年以来，已有2亿农村人口离开乡村定居城市，他们没有城镇户籍，也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截止2007年，40岁以下人群的非农务工比例普遍超过65%，其中16—20岁人群非农务工比例更是高达97.7%。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转而从事非农经济活动。
而根据2009年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归不去”的故乡 “留不下”的城市
陈林祥、胡海文、郑英锐、曹灵凯4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是80后出生、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比老一代有更强烈的进城欲望，原因却并不一定是为改善生活。
在胡海文的回忆中，直到她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她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去，“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而不听母亲劝的陈林祥离开阳新时，“都没回头看一看”。
在父母看来，儿子不愿留下来一是“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很少有留在家里的，他连个伴都没有”。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
对于年轻人来说，“外出务工已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图的是闯荡江湖的那种快感”。这在90年出生的曹灵凯身上更为明显。5月他的生日，十多个朋友过来庆生，一帮人吃大餐，KTV唱歌、喝酒，再到海边坐游艇。一次生日下来花了4700元，是他每月工资的1.5倍。
着装整洁，爱干净。仅从外貌上来看，很难看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更接近城市，只是户籍上属于农村。然而，城市却非落脚之地，“房价两三万元一平米，可能买得起？”
普通中国人样本六：李书福的吉利托了WTO的福
时代背景
过去十年中国平均关税从入世前的15.3%降到了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废止清理并新出台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出口增长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倍多。
“有100多万职工的汽车制造业，入世后一半人面临下岗，”2001年，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没有人认为是玩笑。但如今，中国已从2010年年产200万辆的汽车弱国，到2010年1800万辆产销量成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
加入WTO成就了今天的吉利
他就是中国民企造车第一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2001年11月9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吉利终于登上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名录公告，获的准生证，成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回忆起吉利当年造车的经历，李书福内心无数次感慨：“这是托了WTO的福。中国不加入WTO，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吉利。”
（以上内容整理自搜狐财经）
价值中国网编 2011-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