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公安部门的证据表明，当前黑恶势力的一大特点是不择手段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他们以“黑”护商，又以商养“黑”，甚至官匪一家，为犯罪活动的扩张提供了有力后盾。因此，打击腐败，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已成为整治社会治安与整顿市场秩序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辽宁本溪黑社会：黑金加恶拳
11月23日，辽宁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以商养黑，以黑护商，靠暴力手段在矿业、房地产等领域非法攫取经济利益，10年疯狂敛财达20亿元。
这个黑社会组织是如何发迹的？为何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
10年织就“黑网” 疯狂揽财20亿
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老大”——45岁的袁诚家，拥有数个闪光的头衔：鞍山金和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鞍山市人大代表。他为何选择了“黑色人生”？
2002年，袁诚家因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受到对方辱骂、威胁，自感力量不足。他找到了正因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杜德福帮忙。
杜德福，人称“小福子”，一个靠打打杀杀出名的无业游民。两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杜德福带领手下兄弟投靠袁诚家，为其摆平“黑道”的一切事情。
随着人员增多，他们逐步发展成以鞍山金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依托，以袁诚家的“唐韵茶楼”、杜德福的“水云轩”歌厅为据点，袁诚家、杜德福为组织领导者，王开江等50多人参加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2002年以来，两人大量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都由袁诚家从其公司拿钱摆平，多次逃避法律制裁。
警方侦查显示，袁诚家、杜德福采取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等非法手段，将触角伸向本溪、鞍山等地矿山开采、选矿加工、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等领域，疯狂敛财、扩张资本，至案发前，总资产累计达20亿元。
以商养黑的同时，袁、杜涉黑组织更是以暴力开路，在鞍山和云南等地均私设了护矿队，以黑护商。
据介绍，袁诚家、杜德福犯罪组织自2002年逐步形成以来，组织实施故意伤害犯罪、寻衅滋事犯罪、聚众斗殴犯罪等多起严重暴力犯罪，致2人死亡，10人重伤，14人轻伤，21人轻微伤。
重庆希尔顿酒店涉黑股东二审宣判获无期
2010年6月，重庆希尔顿酒店因股东涉黑，介绍、容留妇女卖淫，违法经营和故意扰乱社会秩序，被当地警方责令停业整顿。重庆警方对外宣布，在该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警方查悉该酒店股东及相关管理人员长期与涉黑人员联系密切。
涉案股东彭治民是重庆一家颇具实力的地产商，在当地风景极佳的南山开发有高尔夫别墅，他的另一身份是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
2011年5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彭治民等32人涉黑案进行一审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卖淫、寻衅滋事等罪名判处彭治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曾智强等26人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分被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无期徒刑；其余被告人因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等分别获刑。
一审宣判后，彭治民等人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重庆高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重庆高院在审理后认为，彭治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组织、领导其组织成员组织妇女卖淫，情节特别严重；安排并允许组织成员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毁损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50万余元人民币，情节特别严重。
重庆高院认为，彭治民等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彭治民作为组织、领导者，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所有违法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其余被告人分别根据所犯罪行承担刑事责任。遂驳回彭治民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黑老大聂磊引爆青岛警界“大地震”
详见《黑老大聂磊引爆青岛警界“大地震”》
2010年3月27日，聂磊指使多名犯罪嫌疑人持械窜至山东省青岛市颐中皇冠假日大酒店夜总会打伤员工多人，并损坏物品若干。此外，聂磊还涉嫌贩卖毒品。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组织卖淫，贩毒，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多项犯罪。
2010年8月，青岛公安机关一举摧毁了以聂磊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目前，该犯罪组织首犯聂磊及130余名成员已被抓获归案。
至2011年8月，聂磊案的背后，青岛警方处级以上干部数十人已被抓，普通民警涉案多达上百名。
黑社会问题不容回避
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遏制了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缩小了人们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消除了人们结成犯罪帮派、谋取非法利益的动因。
此外，强有力的管制，有效地遏制了犯罪的发生，应当强调，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性，对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产生，也有不小的作用。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治安形势也在变化。
根据当前此类犯罪的最新动态，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有的黑恶势力的犯罪行为，已完全符合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常德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可视为国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升级为“黑社会组织”的最新标志。据报道，以张君为首的犯罪集团，组织结构严密，有严格的入会规矩（每一个加入组织的成员必须至少有一桩命案在身）和成员行为规范。“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再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现阶段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独特形态”。
黑社会内部有明确的分工：黑社会“老大”有专为其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非法所得“洗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专家据此认为，这样专业化的犯罪组织，与国外的黑社会组织已没什么区别。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在中国已出现。
“黑势力”对中国的挑战
黑社会除了有一套对抗国家的机制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向政治权力渗透，这是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所在，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上面提到的青岛聂磊案，涉案的处级以上干部数十人，普通民警涉案多达上百名。重庆希尔顿涉黑涉黄的彭治民、辽宁本溪揽财20亿的黑老大袁诚家的闪耀光环中，也有一个“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社会在当局的大举打击下，基本上消失无踪。之后30年，政府对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各个领域都维持高度控制，利益分配也较简单，黑社会没什么土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出现松动，个性自由解放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化，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为多元。一些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法制无法发挥效力的灰色地带，就容易成为黑社会滋生的温床。
“黑社会”对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生存，涉及到财富分配、贫富差距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打黑”请先“反腐”
人们都记得，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旧社会残留的吸毒、卖淫、黑社会，很快便被一扫而光，令世人瞩目。曾经让蒋介石头痛的上海滩黑社会，在红色政权面前，即刻灰飞烟灭。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60年后的今天，早已消亡的黑社会现象，为何又在中国沉渣泛起？原因就在于，面对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公检法系统的干部，信仰缺失，腐败变质，以权谋私，与黑恶势力串通一气，祸国殃民。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土壤。有土壤便有人寻租。黑社会属于暴力寻租，腐败分子则属于权力寻租。
如果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公检法的干部，不搞权力寻租，而是恪尽职守，执政为民，那么黑社会的暴力寻租便会遭到迎头痛击，根本成不了气候。黑社会死灰复燃，说明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出了问题，说明我们党和政府中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谋取私利，进行权力寻租。说明党和政府的公务人员已经由社会守夜人沦为与强盗勾结的罪犯。
每次开展的打黑专项行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屡因行动泄密而大打折扣。毫无疑问，这是有人通风报信的结果。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好比是两株相互依存的毒草，黑恶势力背后如果没有政府官员“撑腰”，就不可能坐大成势。因此，“打黑”必须与“反腐”相结合，“打黑除恶”与反腐倡廉必须齐头并进，在“打黑”的同时，还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打击黑恶势力,首先要打它背后的保护伞。我认为这是我们应从重庆打黑中汲取的重要经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说。
“黑社会和司法腐败不是一回事,但它们几乎就相当于一个铜板的两面。”任建明说,“这和‘煤矿事故背后是安全部门监管问题’是一样的。”
他指出:“当黑社会在有组织地做黄赌毒、暴力犯罪,那么一定是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严重滥用职权的结果。因为公安部门是具体执行法律的机关,负责对黄赌毒这些非法活动的查处。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广泛存在甚至是泛滥,到了很严重程度的话,一定意味着有同样严重的司法系统的腐败,也就是我们所说背后的保护伞。”
“如果司法腐败不解决,黑社会是很难被扫除的,打黑是打不了的。你的打黑行动可能寸步难行。比如重庆打黑中就发现,过去黑社会把人打死了,上访的家属被推回到重庆公安局,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打击黑恶势力的治本之策在于反腐败。反腐败的问题解决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便会极大提高，公信力便会极大增强，何虑区区黑恶势力不除。
价值中国网编 2011-11-24